纳丁·科恩-菲泽尔
造型艺术家

括号是一种中介；它不改变原意，而是提供线索。在这个空间里，它像一扇椭圆形的门，通向另一个空间，一个充满怀疑和疑问的空间。括号允许不连续性，允许在没有句法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离题；括号伴随着我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方法，通过根茎式的生长、共鸣和反弹，并在某种程度上，使我能够限制我的解释。在法语中，可追溯到8世纪的规范化标点符号，使文本的阅读更加便捷。在此之前，文字如此难以解读，如此难以分割，而如今，通过标点符号的力量，文字变得更加清晰，并成为一种语言，它因轻微的停顿、停顿、沉默和空白而变得富有韵律，仿佛呼吸般自然。这种在创作中必不可少的空白，既非中断也非缺失，而是如中国思想所倡导的那样，是一种产生能量的积极原则。句子中语调的变化创造了一种节奏。如今的文本允许运用旋律化的语调、规范化的吟诵和朗诵。问号最初形似一个点，上方有一条向右弯曲的锯齿线，可能代表着声音的上升趋势。问号最初是倒置的，但很快就形成了现在的固定形式。一旦人们注意到句末的问号，语调就会随之升高，就像这楼梯一样。大多数语言的口语疑问句都需要这种语调的上升。在法语中，代词和动词的倒装表明了问号的存在。汉语的这种转变出现得较晚。书面语言的简化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，标志着中国社会的一次深刻变革。标点符号取代了“空洞的文字”。正是句末的关键疑问词“嘛”，它在不改变词序的情况下将陈述句转化为疑问句，尤其让我印象深刻。因此，我用一个在法语中已成为必备符号的符号取代了提问的疑问句形式。这个符号在这里显得格外醒目，并被置于括号之中。它标示着我如今清晰可见的疑虑和不确定，并构成了另一种修辞手法，一种矛盾修辞，一个转瞬即逝的装置。因为如果“installer”（安装者）意味着“安顿”，那么恰恰相反，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往复交流，质疑才得以持续并生根发芽。这个装置创造了一种互动体验。一个共同书写的瞬间，被影像所记录，影像捕捉到在一张转瞬即逝的卷轴上书写书法的瞬间。如果我不给水上墨，你就可以像覆盖羊皮纸一样覆盖它，而你则可以用它来写下你的引语、你的问题、你的感悟。支撑物和基材的物质性对我而言至关重要；它们激发我的想象力，构成我的思考过程。在这个装置中，我回归了我基本艺术词汇中的某些核心元素。材料的数量经过刻意减少，旨在使墨水、水和颜料更加清晰可见。锌象征着时光流逝和自然元素的记忆；毛毡和无纺布则代表着居所、迁徙以及衣物的记忆；线和金属丝则如同指引方向的线索。构成我标点符号的金属——锌，是一种柔韧的覆盖和包裹材料，如同斗篷一般。它保留着与框架接触的规律痕迹，如同覆层一般，与框架相贴合，锌板也安放在其上。木材干燥的树脂痕迹逐渐沉淀，如同印记般留在其隐蔽的漆层之上；而在另一面，暴露的一面，它吸收着天空的色彩，形成白色的条纹，这些条纹既是其特征，也起到保护作用。自奥斯曼男爵改造巴黎以来，这种材料因其易用性而被广泛使用，并赋予了巴黎屋顶独特的个性。锌已成为巴黎的象征，构成了其建筑记忆的一部分。我用的是工作室旧屋顶上的锌片。这些锌片在我的储藏室里存放了十年，我只偶尔用几块带有铜绿的锌片做一些尝试性的、有时甚至是雕刻的设计，却不敢奢望它们最终能被如此使用。由于老旧的锌片无法焊接，我将它们的边缘相互咬合，然后用喷灯沿着边缘切割，并用由此产生的焦化边缘勾勒出圆润的形状。问号的七个主要部分并非完全连接，这些断裂处意义非凡。它们顺应了场地的地形，使空间得以流动，并部分地显露出长长的彩绘毡条上难以辨认的文字。切割下来的碎片变成了鳞片，奇异的甲壳，部分覆盖着难以辨认的红色文字，如同想象中的骨鳞文字。圆点是用从旧锌片上剪下的细条制成的。毡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材料，由各种纤维和毛发（尤其是羊毛）缩绒而成。它吸湿性强，极其耐用，因此是一种无纺布。最初，游牧部落因其极强的耐用性而使用这种材料，如今它已遍布各地，尤其是在风寒交迫的地区。它能吸收墨水和水，因此被书法家所用，上面留有他们褪色的笔迹，勾勒出他们思想的轮廓。对我而言，这种材料象征着失去与保留。毋庸置疑，它与颜料的反应非常强烈。它易于塑形，却难以上色，因为水和油会扩散，丝毫不受手触的影响。过去三年，我一直用石墨粉、锌颜料、铅笔、粉彩，有时也用丙烯颜料来创作我的路径和风景（我称之为我的“石墨地景”）。屏风和台阶都覆盖着这种材料。屏风通常用作一道门槛，人们可以躲在后面。矛盾的是，我邀请你绕着它走一圈，沿着它的面板漫步，揭开它毡布的面纱。我创作的织物或画布上的褶皱是时间的印记，有时也像细小的、无用的屏障，阻挡着目光，试图改变记忆以及褶皱中的元素，但最终徒劳无功。纸张，同样是无纺布，承载着你的文字和图像的投射。别针和线重新扮演了它们的角色。别针将身体和衣物、缝纫和地理联系起来。它们引导目光，勾勒空间，与线条和水彩交织，构成我的风景。与针灸针不同，它们邀请人们从身体及其经络中抽离出来，去踏上新的旅程。我过去曾大量使用铁丝，作为框架或网格。一些基本的词汇被遗弃、被忽视，又被重新拾起：生锈的铁、废弃的布料、修补过的床单、被鄙视的物品。材料成为思考未来的素材：我的指路明灯。然后是我的文字；通常是无形的字母、重塑的字母、被遗忘的语言，以及像无意识的世界语一样混杂在一起的文字。这里使用的颜色是我最常用的，也是我联想到中国的颜色：黑色、红色、白色——墨黑、纸张的白色、失落的寂静——以及灰色，所有闪烁的灰色，深沉的、浅淡的、浓郁的、厚重的、强烈的。每一种颜色都是一个世界，一种流动。结论——有些人会在我围绕这个装置呈现的画作中看到一个背影。一个阳具状的、无头的、无性别的背影伫立在门槛上，在现在、未来和过去之间犹豫不决，有时会让人想起保罗·克利所绘、瓦尔特·本雅明所描述的《新天使》（Angelus Novus）：一个身体不可抗拒地推向它背对的未来，而碎片在它面前堆积。然而，我在屏风和地板上的毡布上描绘的痕迹，却是一条路径的线条。这是一条私密而独特的道路，它拥有多重分支，等待我们去探索。这条道路与他人、自然元素、以及世界各地的文明相连，它们赋予我们丰富的思想、独特的历史，让我们得以日复一日地构建共同的未来。——在这个为Croisements艺术节创作的装置作品中，我试图编织一张由图像、意义和声音交织而成的网络。中文发音“MA”，代表着一种可能的疑问形式，它让我瞬间游走于其他境界，例如日语的时空概念，或是希伯来语中“什么”的发音——两者都读作“ma”。圆点的形状将我引向中国建筑中常见的圆形、方形和矩形，它们之间蕴含着丰富的联系。锌制外壳烧灼的边缘让我联想到皮肤、缝线和衣物。卷起的纸张引领我走向波浪，书写着河流。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与这些事物交织在一起的痕迹，但究竟是哪些呢？

娜丁还利用各种随机材料，例如从屋顶掉落的木板和旧纸箱，并沉迷于用画笔和颜料创作“传统”画布。

新冠疫情封锁措施让娜丁无法出门，只能待在家里。

一次家访中，纳丁带着家人的健康档案，出于好奇，从档案中取出了家人的 X 光片：方形的黑色胶片，其中包含用 X 光拍摄的身体部位的负像，作为检查的一部分。

胶片上的乳剂层容易被刀刃、螺丝刀、钉子或钩子等工具划伤。这些工具可以用来在黑色胶片上用白色颜料作画。画出的图案与精确的医学图像完美契合，给人一种自由创作的感觉。此外，还可以用不同颜色的马克笔在胶片上作画……

他们引导娜丁进行一项独特而原创的创作，这逐渐唤醒了她的好奇心，使她成为一名痴迷的X光片收藏家，而X光片正是她创作的源泉。正是在这里，我们CRUSE设备的复制功能被整合进来，生成了远大于原图的文件，并拥有精准而丰富的色彩。随后，图像被转换成正片，创造出一个充满细节、微妙变化和层次感的世界，为探索计算机生成图像（CGI）铺平了道路。来自多张底片的基本细节被拼贴到电脑上，创造出全新的故事，这些故事与原片完全无关，却又像血脉相连。

作为创作者和策展人，我和娜丁的这次旅行有着独特的经历。我们分享想法，倾听彼此的情感，并在构建影像的过程中讲述故事。

感谢娜丁这位特别的艺术家带给我们这段特别的经历。

展览在特拉维夫 Noga 综合体内的 Shuki Kook 工作室举行。